黃慕蘭紅色女特工的傳奇人生
1949年之前，年輕美麗的黃慕蘭以名媛的身份周旋于社交圈，暗中卻從事著革命工作。
陳志皋示愛，為營救工作再婚
1934年為更好地開展工作與陳志皋結婚。賀昌在這一年的3月，遭遇國民黨伏擊，已犧牲。
1932年1月25日，父親不幸病逝，我回家奔喪，但因營救工作需要，組織上沒有批準我的請求。我于是到了申江醫院暫時隱蔽，而對陳志皋說回家奔喪了，以避免引起外人懷疑。“滿七”之后我才走出醫院門，得知陳老太爺病重，趕緊去陳家探望，一直服侍老太爺到他3月去世。
那時《世界與中國》雜志社的兩個人突然在發行所被鋪，因為擔心周圍和他們有來往的人有可能受牽連，組織上讓我先去杭州避一避風頭。我在杭州期間，雖然不能公開出面從事營救工作，卻始終遵照周恩來的指示，一直通過陳志皋的關系，在幕后策劃各方面的營救工作。
1933年我回到上海，志皋正式向我求愛，我因為一直惦記著賀昌能把我接到蘇區，所以沒有答應。1934年，劉伯垂和趙畹華極力想促成這門婚事，他們代表黨組織認為志皋是我們在上海營救其他同志的重要關系，如果我能和他組織成家庭，會掩護自己同時也能更好地開展工作。我雖放不下對賀昌的情意，也只好同意了這樁特殊的婚姻。1935年5月，我和志皋在上海中華學藝社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我后來才知道，賀昌在這一年的3月，遭遇國民黨伏擊，已經犧牲了。
被國民黨抓捕，杜月笙等營救
我們被秘密逮捕，后來連杜月笙、王新衡等人也親自面見戴笠，希望能放我們出來。
1942年12月2日，我生下一個男孩，那年冬天特別冷，我產后虛弱一直發高燒。志皋從醫院聘請了一位特別護士陸小姐來做家庭護理。12日那天，家裏闖進三個不速之客，他們說是警備司的人，要請我去談話。因為我在病中，無法行走，他們三個人用床上的一條鴨絨被子裹住我的身體，外面再用繩子捆好，頭上給我蓋了一塊毛巾擋風，就用竹床把我抬出門。這一抬就到了曲江火車站，我睜眼一看，志皋已經在那裏默然坐著了。
我們后來又被從衡陽起解乘火車去桂林，準備再轉乘飛機押赴重慶受審。在火車上我巧遇當年父親的同事張福生，我向他要了紙筆，寫了個條子托他寄給重慶青木關教育部李煥之，他是志皋的七妹夫。于是，我們被秘密逮捕的事終于突破封鎖傳了出去。后來連杜月笙、王新衡等人也親自面見戴笠，希望能放我們出來。
后來國民黨判志皋以“挪用公款”的罪名處以七年徒刑，我們在獄中坐牢兩年，由陳石君保釋出來。出獄后我才知道，我在曲江生的幼子，已夭折。1945年1月，重慶國民政府發出通知，著令我倆交保釋放。
保沈鈞儒赴港，促成上海起義
迎接上海解放斗爭中，曾經通過國民黨空軍學校校長做工作勸說蔣介石次子蔣緯國留在上海。
全面內戰爆發后，蔣介石下令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組織，作為民盟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沈鈞儒在上海已經被軍統特務嚴密監視，組織決定讓沈老轉移到香港。我們利用遷居的聚會，邀請了百余來賓。當日沈鈞儒也出席，合影時他還對站在身邊的蔡叔厚回眸一顧，站在蔡身側的就是軍統上海站站長王新衡，好在兩人并不認識。黃昏時客人們進入大廳赴宴，我悄悄陪沈鈞儒在車庫乘車，沈老愛惜多年所留長髯不舍得剪去，于是用大圍巾圍住。外人只當我送生了急病的貴客去醫院。
我曾經通過國民黨空軍學校校長做工作勸說蔣介石次子蔣緯國留在上海，后來與蔣緯國的養母一起吃飯時，她說這樣似不妥，我就不再勉強，只表示走和平統一是光明大道。另外是通過胡偉克做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的工作，陳大慶是志皋的遠房堂侄。那時上海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劉昌義正考慮起義，陳大慶對他說了句堅定他起義的話：蔣介石認為他這個倒戈將領不可靠。
劉昌義的起義讓上海提前解放，并且為上海在基本沒有遭受重大破壞的情況下，完整回到人民手中做出貢獻。1949年5月27日，我們和幾百萬市民一起，迎接了上海的大解放。
【后續故事】
1950年 志皋離滬赴港，此后天各一方再未相見。
1950年12月31日下午，分別20多年的長子宛昌杰從北京來上海，終于團圓。
1953年二兒子賀平被陳賡帶到北京，請假去北京，母子相見。
1955年“肅反運動展開”，6月5日半夜被員警局員工帶走。
1960年初 轉送至秦城監獄。
1963年冬宣判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判處管制三年。
同年出獄，患卵巢囊腫，在長子家安頓。
1966年8月北京掀起“破四舊”造反抄家風暴。被紅衛兵強行剃頭，禁閉，睡板凳。某日被紅衛兵抽打至三根肋骨斷掉。又雙手反綁示眾。
1967年6月10日被造反派從家裏揪出，再次被送進秦城監獄。獄中患高血壓，高壓達220，請護士記錄口頭遺囑。
1975年2月大女兒允中上書鄧穎超要求尋查母親下落。鄧穎超批交中央員警部答復。同年5月，釋放。
1976年2月 送交申訴書，回上海居住。
1978年 提請第四次抗訴，到北京。
1980年4月 宣布無罪。
1982年春 進京上訪，申訴黨籍、黨齡問題。
1987年中組部承認1926年入黨，但1933年脫黨，按1951年重新入黨計。繼續為黨齡申訴。
1991年 黨齡獲得承認。
1993年 移居杭州。
1995年 撰寫自傳。
（本文據《黃慕蘭自傳》改寫）
采寫/本報記者 姜妍
【她們的回憶】
《黃慕蘭自傳》之外，過去幾年之中，還有一批經歷過世紀之變的女性發表自己的回憶錄。我們回顧這些女性不同的人生選擇，對百年中國的變化，會有更加不同的感受。
《我的一個世紀》 董竹君 著 三聯書店2008年修訂版
“我從不因被曲解而改變初衷，不因冷落而懷疑信念，亦不因年邁而放慢腳步。”董竹君在自傳的最后寫道。她出生在上海弄堂，13歲被父母買到青樓成了歌女。之后逃出和喜歡的男人結婚，追隨去了日本，自此視野全部開啟。回到四川的夫家后，無奈苦心追隨的人大男子主義，不甘受辱，便一個人帶著幾個孩子闖蕩上海。開的紡織廠毀在日軍炮火下，開了錦江飯店日子才好過起來。上海解放后，她不顧朋友反對，把辛苦經營的飯店無償捐獻給國家。“文革”卻被抓進了大牢，被釋放時已是白發老者。文字中她在傳遞一種力量，告訴女性要獨立才有尊嚴。而她呢？獨立、叛逆、悲傷、美麗……她也有恨、有失望，但是從沒有提到一個“悔”。
《巨流河》 齊邦媛 著 三聯書店2010年版
“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這是王德威在后記裏對齊邦媛這本書的評估之一。她的愉悅是求學時代的齊邦媛，即便戰火紛飛，她還是可以在南開中學裏見到張伯苓校長；她還是可以聽到朱光潛一字一句吟出雪萊、濟慈的詩歌。在講到華茲華斯的長詩時，朱光潛突然哽咽不止，快步走出教室。在武大的湖邊背起濟慈的詩歌，多麼美好多麼愉悅。但悲傷無處不在，不僅僅是炮火的考驗，不僅僅是四處漂泊，還有許多更深的個人體驗在其中，比如張大飛。張大飛穿著軍大衣從遠方緩緩走近的模樣永遠刻在了她的腦海中，他沒辦法在學校裏面背濟慈的詩，他要飛上天空去作戰，之后故去，然后多年以后，她回到南京在紀念碑上找到他的名字，一切才算塵埃落定。雖然往事中諸多無奈，多年后寫下這些文字的人卻滿懷節制，只是讓后人伴著她娓娓道來的文字，感受到時光的流淌，且卻自有清明。不管是唱著《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弟、還是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都歷歷在目。
《往事》 毛彥文 著 商務印書館2012年2月版
“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離婚不畏圣賢譏，金錢名譽何足云。”大學講壇上，吳宓毫不避諱地向學生朗誦自己的情詩。毛彥文的知名當然不僅因為這段吳宓對她的苦戀。毛彥文的初戀情人是表哥朱君毅，兩個人訂婚6年后退婚，12年后，毛彥文接受66歲熊希齡的熱烈追求，嫁給她一直稱作“伯父”的前國務總理。兩年之后，抗戰爆發，熊病逝于香港。毛彥文的婚姻遭到了許多的質疑，然而在這本書裏她告訴大家，雖然只短短兩年，卻是幸福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1999年11月10日，中國第一位女留學博士毛彥文于臺北逝世，享年101歲，她的落寞與繁華，都在這本書中。
